心理學上，醫生一直在使用安慰療法和安慰劑，但這并不代表他們真的想這樣做，我猜測，這種做法使他們心里也有些不舒服。職業的訓練使他們自認為是科學一族，有問題應該到現代醫學的最高技術中尋找答案。他們以白衣天使自詡，而非巫醫騙子和江湖郎中。所以即

便捫心自問，他們也很難承認，他們在行醫過程中竟然會使用安慰療法來增進患者的健康。假如一個醫生，不管多么不情愿，但他可以使用一種有效的安慰療法來救治病人，那么，他應該積極熱心地去開這個處方嗎?說到底，醫生對一種治療方案是否熱心可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實際療效。

還有另一個問題，有關美國的醫療保健事業。美國的醫療保健投入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已經是西方國家中最高的了。我們應該如何對待人們感覺高價藥品(50美分的阿司匹林)比低價藥品(1美分的阿司匹林)更有效這一現實呢?我們是該放任人們的非理性，繼續提高醫療保健的成本呢，還是堅持要求人們使用市場上最便宜的普通藥物及醫療手段，而不采用那些療效更好、價錢也更貴的新藥呢?我們該如何建構成本與共同負擔的醫療機制使其發揮最大效能，如何讓需要的群體能買到廉價藥品而不降低他們應該享受到的醫療水平?這些都是建構醫療保健制度最關鍵、最復雜的問題。

安慰療法和安慰劑也令市場營銷人員左右為難。職業道德要求他們創造可預期價值，但如果過度宣傳某個產品的客觀價值，根據夸大的程度，就可能成了歪曲事實，甚至成了散布謠言。我們看到，對醫藥、軟飲料、大眾化妝品和汽車來說，預期價值可能成為真正價值如果人們從某一產品中獲得了比較大的滿意度，是否就是營銷人員炒作的結果呢?我們對安慰療法想得越仔細，對信念與現實之間的模糊界限考慮得越多，這些問題就越難回答。

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我認為，對我們的信念和各種醫療方法的療效所實施的實驗都是有價值的。同時，我很清楚上述實驗，特別是關于醫學上安慰療法的實驗，引發了很多倫理問題。的確，我在這章開頭舉出的胸廓動脈結扎手術問題就引起了倫理方面的爭議:很多人強烈呼吁，反對給病人實施假手術。

為了弄清楚某一療法是否應該繼續使用，就把它暫停下來，這樣很可能犧牲眼下一些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想到這里就讓人很難接受。例如雖然一個患癌癥的孩子正在接受的是安慰療法，為的是幾年以后患同樣病癥的其他人可能會有更好的治療方法，但這仍令人難以接受。

同時，如果因此而停止安慰療法的實驗，同樣令人難以接受。這種療法可能會讓成千上萬的人接受無作用(有風險)的手術。在美國，各個步驟都經過科學測試的外科手術很少。因此，我們實際上并不了解很多手術是否真能治愈疾病，或者像從前的一些手術一樣，是因為安慰療效才取得效果。由此，我們會經常想，是否應該先更仔細地研究某些療法和手術，在真正弄清楚它們之前不要行動。我講一個親身經歷的事情，關于一種治療方法，我覺得我是受了虛假宣傳的引誘。但實際上，我不過是經歷了一次痛苦的體驗。